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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一级无码台湾

  • 柴艳涛 程壮壮 小强 
  • 柴雪锋 

  • 喜剧 

    中国大陆 

    汉语普通话 

  • 62分钟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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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拜之交的详细故事。

故事之一,知音之交--伯牙子期 春秋时,楚国有个叫俞伯牙的人,精通音律,琴艺高超.但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对各种事物的感受.老师知道后,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涛声.伯牙只见波浪汹涌,浪花激溅;海鸟翻飞,鸣声入耳;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和谐动听的音乐.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但是无人能听懂他的音乐,他感到十分的孤独和寂寞,苦恼无比.一夜,伯牙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弹起琴来,琴声悠扬,忽然他感觉到有人在听他的琴声,伯牙见一樵夫站在岸边,即请樵夫上船,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樵夫道:"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样!"当他弹奏表现奔腾澎湃的波涛时,樵夫又说:"宽广浩荡,好像看见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一般!"伯牙激动地说:知音.这樵夫就是钟子期.后来子期早亡,俞伯牙悉知后,在钟子期的坟前抚平生最后一支曲子,然后尽断琴弦,终不复鼓琴。 伯牙子期的故事千古流传,高山流水的美妙乐曲至今还萦绕在人们的心底耳边,而那种知音难觅,知已难寻的故事却世世代代上演着. 世上如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实在是太少了.孟浩然曾叹曰"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岳飞无眠之夜也道"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苏轼自比孤鸿,写下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州冷"句子.贾岛却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的辛酸.而那豫让"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慷慨豪情又怎样的难得呢.知音难觅,知已难寻,无论红颜还是蓝颜"人生得一知已已足矣!"成了人们永远的思求. 故事出《列子·汤问》。成语“高山流水”,比喻知己或知音,也比喻音乐优美。故事之二,刎颈之交--廉颇相如 战国时,赵国宦者令缨贤的门客蔺相如,受赵王派遣,带着稀世珍宝和氏璧出使秦国。他凭着智慧与勇气,完璧归赵,得到赵王的赏识,封为上大夫。后来,秦王又提出与赵王在渑池相会,想逼迫赵王屈服。蔺相如和廉颇将军力劝赵王出席,并设巧计,廉颇以勇猛善战给秦王以兵力上的压力,蔺相如凭三寸不烂之舌和对赵王的一片忠心使赵王免受屈辱,并安全回到赵国。赵王为了表彰蔺相如,就封他为上卿,比廉颇将军的官位还高。这下廉颇可不乐意了,他认为自己英勇善战,为赵国拼杀于前线,是第一大功臣,而蔺相如只凭一张嘴,居然官居自己之上。廉颇很是不服气,就决心要好好羞辱他一番。蔺相如听到这个消息,便处处回避与廉颇见面。到了上朝的日子,就称病不出。有一次,蔺相如有事出门遇到廉颇。廉颇就命令手下用各种办法堵住蔺相如的路,最后蔺相如只好命令回府。廉颇就更得意了,到处宣扬这件事。蔺相如的门客们听说了,纷纷提出要回家,蔺相如问为什么,他们说:“我们为您做事,是因为敬仰您是个真正崇高的君子,可现在您居然对狂妄的廉颇忍气吞声,我们可受不了?” 蔺相如听了,哈哈一笑,问道:“你们说是秦王厉害还是廉颇将军厉害?我连秦王都不怕,又怎么怕廉颇呢?秦国现在不敢来侵犯,只是慑于我和廉将军一文一武保护着赵国,作为赵王的左膀右臂,我又怎能因私人的小小恩怨而不顾国家的江山社稷呢?”廉颇听说后,非常惭愧,便袒胸露背背着荆条向蔺相如请罪。从此,他们便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好朋友,齐心为国效力。出自《史记·廉蔺相如列传》:“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故事之三,胶膝之交--陈重雷义 陈雷,即陈重和雷义,是东汉年间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两位品德高尚、舍己为人的君子。两人为至交密友,当时人们称颂道:“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事见《后汉书·独行列传》。后以“陈雷胶漆”比喻彼此友情极为深厚。元无名氏《鲠直张千替杀妻》楔子:“咱便似陈雷胶漆,你兄弟至死呵不相离。” 陈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年轻时与同郡雷义结为知交。两人一起研读《鲁诗》、《颜氏春秋》等经书,都是饱学之士。太守张云闻陈重之名,嘉许他的德才品行,举荐他为孝廉,陈重要把功名让给雷义,先后十余次向太守申请,张云不批准。第二年,雷义也被选拔为孝廉,两人一起到郡府就职。同事中有一小吏家遭变故,举债负息钱数十万,债主天天上门索讨,小吏跪求暂缓,仍无法通融,欲诉诸官府,陈重得知后,便私下替他还债。小吏感恩戴德,登门拜谢,陈重若无其事地说:“这不是我做的,也许是与我同姓名的人代你偿还的吧!”始终不谈自己的恩德。有一次,一个同事告假回乡,忙中穿错了别人的一条裤子回去。失主怀疑是陈重拿走,陈重也不置申辩,而去买了一条新裤赔偿他。直到回乡奔丧的同事归来,才真相大白。陈重与雷义两人同时官拜尚书郎,雷义因为代人受罪,被免职。陈重也以身体有病为理由,辞职一同还乡。后来陈重复出,任细阳县令,颇有政绩,举措标新立异;又升任会稽郡太守,因为姐姐去世守丧,辞官离职;后又被司徒征召,官拜侍御史,卒于任上。 雷义,字仲公,豫章鄱阳人。初时任郡府功曹,举荐擢拔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人,却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雷义曾经救助过一个犯了死罪的人,使他减刑得以赡养一家老少。这个人为了感谢雷义的再造之恩,攒了两斤黄金送到雷家,以表寸心。雷义坚辞不受。这个人没法,只好趁雷义不在家时,暗暗把金子放在雷家老屋的天花板上。若干年后,雷义修葺房屋,翻开屋顶,才发现那两锭金子。但是送金子的人已过世,妻小也不知流落何方,无法退还。雷义便将这两斤黄金交付县曹,充入官库。雷义任尚书侍郎时,有一同僚因犯事,当受处罚,雷义为他分担责任,向上司上书申辩,愿意自己独担罪责。同僚闻知,弃职进京自陈曲衷,请求为雷义赎罪。后顺帝下诏,两人皆免官,并免予刑事处分。 雷义回乡又被举荐为秀才,雷义要把这功名让给陈重,刺史不批准。雷义就假装发狂,披头散发在街上替陈重奔走呼吁,而不去应命就职。因此遍乡里传颂他们两人的事迹,说道:胶和漆自认为融为一体,坚不可摧,还不如陈重与雷义,荣辱与共,生死相依。后来三府同时征召两人,雷义被任命为灌谒太守,让他持节督察诸郡国的风俗教化,他设席讲学,太守令长各级官员来听讲的有70多人。不久雷义官拜侍御史,授南顿令,卒于任上。陈雷胶漆,肝胆相照;为官为民,政声载道故事之四,鸡黍之交--元伯巨卿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人。一名范汜。他和汝南人张劭是朋友,张劭字元伯,两人同时在太学(朝廷最高学府)学习。 后来范式要回到乡里,他对张劭说:“二年后我还回来,将经过你家拜见你父母,见见小孩。”于是两人约定日期。后来约定的日期就要到了,张劭把事情详细地告诉了母亲,请母亲准备酒菜等待范式。张劭的母亲说:“分别了两年,虽然约定了日期,但是远隔千里,你怎么就确信无疑呢?”张劭说:“范式是个守信的人,肯定不会违约。”母亲说:“如果是这样,我为你酿酒。”到了约定的日期范式果然到了。拜见张劭的母亲,范、张二人对饮,尽欢之后才告别而去。 后来张劭得了病,非常严重,同郡人郅君章、殷子征日夜探视他。张劭临终时,叹息说:“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我的生死之交。”殷子征说:“我和郅君章,都尽心和你交友,如果我们称不得上是你的生死之交,谁还能算的上?”张劭说:“你们两人,是我的生之交;山阳的范巨卿,是我的死之交。”张劭不久就病死了。范式忽然梦见了张劭,带着黑色的帽子,穿着袍子,仓促的叫他:“巨卿,我在某天死去,在某天埋葬,永远回到黄泉之下。你没有忘记我,怎么能不来?”范式恍然睡醒,悲叹落泪,于是穿着丧友的丧服,去赶张劭埋葬的那天,骑着马赶去。还没有到达那边已经发丧了。到了坟穴,将要落下棺材,但是灵柩不肯进去。张劭的母亲抚摸着棺材说:“张劭啊,难道你还有愿望?”于是停下来埋葬。没一会,就看见白车白马,号哭而来。张劭的母亲看到说:“这一定是范巨卿。”范式到了之后,吊唁说:“走了元伯,死生异路,从此永别。”参加葬礼的上千人,都为之落泪。范式亲自拉着牵引灵柩的大绳,灵柩于是才前进了。范式于是住在坟墓旁边,为他种植了坟树,然后才离开。故事之五,舍命之交--角哀伯桃 战国时有左伯桃与羊角哀两人相识,结伴去楚国求见楚庄王,途中遇到了大雪天气,而当时他们穿的衣服都很单薄,带的粮食也不够吃。左伯桃为了成全朋友,把衣服和粮食全部交给了羊角哀,自己则躲进空树中自杀。后世于是将友谊深厚的知心朋友叫做“羊左”。 春秋时,楚元王崇懦重道,招贤纳士。天下之人闻其风而归者,不可胜计。西羌积石山,有一贤士,姓左,双名伯桃,勒亡父母,勉力攻书,养成济世之才,学就安民之业。年近四旬,因中国诸侯互相吞并,行仁政者少,恃强霸者多,未尝出仕。后闻得楚元王慕仁好义,遍求贤土,乃携书一囊,辞别乡中邻友,径奔楚国而来。迤俪来到雍地,时值隆冬,风雨交作。有一篇《西江月》词,单道冬天雨景:习习悲风割面,蒙蒙细雨侵衣。催冰酿雪逞寒威,不比他时和气。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露还微。天涯游子尽思归,路上行人应悔。 左伯桃冒雨荡风,行了一日,衣裳都沾湿了。看看天色昏黄,走向村间,欲觅一宵宿处。远远望见竹林之中,破窗透出灯光,径奔那个去处。见矮矮篱笆,围着一间草屋,乃推开篱障,轻叩柴门。中有一人,启户而出。左伯桃立在檐下,慌忙施礼曰:“小生西羌人氏,姓左,双名伯桃。欲往楚国,不期中途遇雨。无觅旅邸之处。求借一宵,来早便行,未知尊意肯容否?”那人闻言,慌忙答礼,邀入屋内。伯桃视之,止有一塌,塌上堆积书卷,别无他物。伯桃已知亦是懦人,便欲下拜。那人云:“且未可讲礼,容取火烘干衣服,却当会话。”当夜烧竹为火,伯桃烘衣。那人炊办酒食,以供伯桃,意甚勤厚。伯桃乃问姓名。其人曰:“小生姓羊,双名角哀,幼亡父母,独居于此。平生酷爱读书,农业尽废。今幸遇贤土远来,但恨家寒,乏物为款,伏乞恕罪。”伯桃曰:“阴雨之中,得蒙遮蔽,事兼一饮一食,感佩何忘!”当夜,二人抵足而眠,共话胸中学问,终夕不寐。 比及天晓,淋雨不止。角哀留伯桃在家,尽其所有相持,结为昆仲。伯桃年长角哀五岁,角哀拜伯桃为兄。一位一日,雨止道干。伯桃曰:“贤弟有王位之才,抱经纶之志,不图竹帛,甘老林泉,深为可惜。”角哀曰:“非不欲仕,亲未得其便耳。”伯桃曰:“今楚王虚心求士,贤弟既有此心,何不同往?”角哀曰:“愿从兄长之命。”遂收拾些小路费粮米,弃其茅屋,二人同望南方而进,行不两日,又值阴雨,羁身旅店中,盘赉罄尽,止有行粮一包,二人轮换负之,冒雨而走。其雨末止,风又大作,变为一天大雪,怎见得?你看:风添雪冷,雪趁风威。纷纷柳絮狂飘,片片鹅毛乱葬。团空搅阵,不分南北西东;遮地漫天,变尽青黄赤黑。探梅诗窖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断魂。 二人行过歧阳,道经梁山路,问及樵夫,旨说:“从此去百余里,并无人烟,尽是荒山旷野,狼虎成群,只好休去。”伯桃与角哀曰:“贤弟心下如何?”角哀曰:“自古道生育命。既然到此,只顾前进,休生退悔。”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衣服单薄,寒风透骨。 次日,雪越下得紧,山中仿佛盈尺。伯桃受冻不过,曰:“我思此去百余里,绝无人家;行粮不敷,衣单食缺。若一人独往,可到楚国;二人惧去,纵然不冻死,亦必饿死于途中,与草木同朽,何益之有?我将身上衣服脱与贤弟穿了,贤弟可独赘此粮,于途强挣而去。我委的行不动了,宁可死于此地。持贤弟见了楚王,必当重用,那时却来葬我未迟。”角哀曰:“焉有此理?我二人虽非一父母所生,义气过于骨肉。”我安忍独去而求进身耶?”遂不许,扶伯桃而行。行不十里,伯桃曰:“风雪越紧,如何去得?且于道旁寻个歇处。“见一株枯桑,颇可避雪,那桑下止容得一人,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热些枯技,以御寒气。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来,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地,浑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角哀大惊,曰:“吾兄何为如此?”伯桃曰:“吾寻思无计,贤弟勿自误了,速穿此衣服,负粮前去,我只在此守死。”角哀抱持大哭曰:“吾二人死生同处,安可分离?”伯桃曰:“若旨饿死,白骨谁理?”角哀曰:“若如此,弟情愿解衣与兄穿了,兄可费粮去,弟宁死于此”‘伯桃曰:“我乎生多病,贤弟少壮,比我甚强;更兼胸中之学,我所不及。若见楚君,必登显宦。我死何足道哉!弟勿久滞,可宣速往。”角哀曰:“令兄饿死桑中,弟独取功名,此大不义之人也,我不为之。”伯桃曰:“我自离积石山,至弟家中,一见如故。知弟胸次不见,以此劝弟求进。不幸风雨所阻,此吾天命当尽。若使弟亦亡于此,乃吾之罪也。”言讫,欲跳前溪觅死。角哀抱住痛哭,将衣拥护,再扶至桑中。伯桃把衣服推开。角哀再欲上前劝解时,但见伯桃神色己变,四肢撅冷,一不能言,以手挥令去。角哀寻思:“我若久恋,亦冻死矣,死后准葬吾兄?”乃于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不肖弟此去,望兄阴力相助。但得微名,必当厚葬。”伯桃点头半答,角哀取了衣粮,带泣而去。伯桃死于桑中。后人有诗赞云:寒来雪一尺,人去途千里。长途苦雪寒,何况囊无米?并粮一人生,同行两人死;两死诚何益?一生尚有恃。贤哉左伯桃!陨命成人美。 角哀捱着寒冷,半饥半饱,来到楚国,于旅郧中歇定。次日入城,问人曰:“楚君招贤,何由而进?”人曰:“宫门外设一宾馆,令上大夫裴仲接纳天下之士。”角哀径投宾馆前来,正值上大夫下车。角哀乃向前而揖,裴仲见角哀衣虽蓝缕,器宇不见,慌忙答礼,问曰:“贤士何来?”角哀曰:“小生姓羊,双名角哀,雍州人也。闻上国招贤,特来归投。”裴仲邀人宾馆,具酒食以进,宿于馆中。次日,裴仲到馆中探望,将胸中疑义盘问角哀,试他学问如何。角哀百问百答,谈论如流。裴仲大喜,入奏元王,王即时召见,问富国强兵之道。角哀首陈十策,旨切当世之急务。元王大喜!设御宴以持之,拜为中大夫,赐黄金百两,彩段百匹。角哀再拜流涕,元王大惊而问曰:“卿痛哭者何也?”角哀将左伯桃脱衣并粮之事,一一奏知。元王闻其言,为之感伤。诸大臣旨为痛惜。元王曰:“卿欲如何?”角哀曰:“臣乞告假,到彼处安葬伯桃己毕,却回来事大王。”元王遂赠己死伯桃为中大夫,厚赐葬资,仍差人蹋随角哀车骑同去。 角哀辞了元王,径奔梁山地面,寻旧日枯桑之处。果见伯桃死尸尚在,颜貌如生前一般。角哀乃再拜而哭,呼左右唤集乡中父老,卜地于浦塘之原:前临大溪,后靠高崖,左右诸峰齐抱,风水甚好。遂以香汤林浴伯桃之尸,穿戴大夫衣冠;置内棺外椁,安葬起坟;四周筑墙栽树;离坟一十步建享堂;塑伯桃仪容;立华表,柱上建牌额;墙侧盖瓦屋,令人看守。造毕,设祭于享堂,哭泣甚切。乡老从人,无不下泪。祭罢,各自散去。角哀是夜明灯燃烛而坐,感叹不己。忽然一阵阴风飒飒,烛灭复明。角哀视之,见一人于灯影中,或进或退,隐隐有哭声。角哀叱曰:“何人也?辄敢夤夜而人!”其人不言。角哀起而视之,乃伯桃也。角哀大惊问曰:“兄阴灵不远,今来见弟,必有事故。”伯桃曰:“感贤弟记忆,初登仕路,奏请葬吾,更赠重爵,并棺椁衣衾之美,凡事十全。但坟地与荆轲墓相连近,此人在世时,为刺秦王不中被戮,高渐离以其尸葬于此处。神极威猛。每夜仗剑来骂吾曰:‘汝是冻死饿杀之人,安敢建坟居吾上肩,夺吾风水?若不迁移他处,吾发墓取尸,掷之野外!’有此危难,特告贤弟。望改葬于他处,以免此祸。”角哀再欲问之,风起忽然不见。角哀在享堂中,一梦一觉,尽记其事。 天明,再唤乡老,问:“此处有坟相近否?”乡老曰:“松阴中有荆轲墓,墓前有庙。”角哀曰:“此人昔刺秦王,不中被杀,缘何有坟于此?”乡老曰:“高渐离乃此间人,知荆轲被害,弃尸野外,乃盗其尸,葬于此地。每每显灵。士人建庙于此,四时享祭,以求福利。”角哀闻言,透信梦中之事。引从者径奔荆轲庙,指其神而骂曰:“汝乃燕邦一匹夫,受燕太子毒养,名姬重宝,尽汝受用。不思良策以副重托,人秦行事,丧身误国。却来此处惊惑乡民,而求祭把!吾兄左伯桃,当代名懦,仁义廉洁之士,汝安敢逼之?再如此,吾当毁其庙,而发其冢,永绝汝之根本!”骂讫,却来伯桃墓前祝曰:“如荆轲今夜再来,兄当报我。”归到享堂,是夜秉烛以持。果见伯桃哽咽而来,告曰:“感贤弟如此,亲荆轲从人极多,旨土人所献。贤弟可柬草为人,以彩为衣,手执器械,焚于墓前。吾得其助,使荆轲不能侵害。”言罢不见。角哀连夜使人束草为人,以彩为衣,各执刀枪器械,建数十于墓侧,以火焚之。祝曰:“如其无事,亦望回报。” 归到享堂,是夜闻风雨之声,如人战敌。角哀出户观之,见伯桃奔走而来,言曰:“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荆轲又有高渐离相助,不久吾尸必出墓矣。望贤弟早与迁移他处殡葬,兔受此祸。”角哀曰:“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弟当力助以战之。伯桃曰:“弟,阳人也,我皆阴鬼:阳人虽有勇烈,尘世相隔,焉能战阴鬼也?虽茎草之人,但能助喊,不能退此强魂。”角哀曰:“兄且去,弟来日自有区处。次日,角哀再到荆轲庙中大骂,打毁神像。方欲取火焚庙,只见乡老数人,再四哀求曰:“此乃一村香火,若触犯之,恐赂祸于百姓。”须舆之间,土人聚集,都来求告。角哀拗他不过,只得罢久 ,回到享堂,修一道表章,上谢楚王,言:“昔日伯并粮与臣,因此得活,以遇圣主。重蒙厚爵,乎生足矣,容臣后世尽心图报。”词意甚切。表付从人,然后到伯桃墓侧,大哭一场。与从者曰:“吾兄被荆轲强魂所逼,去往无门,吾所不忍。欲焚庙掘坟,又恐拂土人之意。宁死为泉下之鬼,力助吾兄,战此强魂。汝等可将吾尸葬于此墓上右,生死共处,以报吾兄并粮之义。回奏楚君,万乞听纳臣言,永保山河社稷。”言讫,掣取佩剑,自则而死。从者急救不及,速具衣棺殡殓,埋于伯桃墓侧。, 是夜二更,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喊杀之声,闻数十里。清晓视之,荆轲墓上,震烈如发,白骨散于墓前。墓边松相,和根拔起。庙中忽然起火,烧做自地。乡老大惊,都往羊、左二墓前,焚香展拜。从者回楚国,将此事上奏元王。元王感其义重,差官往墓前建庙,加封上大夫,赦赐庙额曰“忠义之词”,就立碑以记其事,至今香火不断。荆轲之灵,自此绝矣。土人四时祭把,所祷甚灵。有古诗云:古来仁义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间。二士庙前秋日净,英魂常伴月光寒。



为什么结义兄弟又称做八拜之交,哪八拜?谢谢!!

旧称异性洁白的兄弟姐妹为八拜之交。八拜,古代世交子弟谒见长辈的礼节。典出宋代邵伯温《闻见前录》十记李稷拜访文彦博事。(转)山海经的来龙去脉 ――并解老子辞周退隐之谜、周室典籍失踪之谜、诸子百家兴起之谜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九州大地社会激荡、思想迸发、文化沉浮,其壮丽诡秘之场景在华夏文明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饶有趣味而又难解之谜;其中有三大千古文化之谜,它们分别是无价文化之宝周室图书档案典籍失踪之谜、大思想家《道德经》作者老子辞周退隐之谜、世界奇书《山海经》作者或编辑者之谜。种种迹象表明,这三大文化之谜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让我们从《山海经》谈起吧。 《山海经》是一部记录远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专著,它记述着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种生存与发展所凭依的自然生态环境。自古相传《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圣王,伯益是当时的山林环境大臣。近代多数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于一时,其成书年代或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谓在秦汉之际,亦有相信其资料源于帝禹时代者。至于《山海经》的作者更是众说纷纭,或谓楚人,或谓中原人,或谓“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说又有两种观点,一说为周人,一说为齐人;而“海外人士”则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伦人等等。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一文中说:“《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多人写成的一部古书,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茅盾先生在《神话研究》一书中称:“《五藏山经》大概是东周之书,理由是:综观《五藏山经》记载,是以洛阳为中心,其言泾渭诸水流域即雍州东部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诸山,较为详密,洛阳附近诸山最详,东方南方东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客观地说,《山海经·中山经》详尽记述了楚地山川及楚民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楚地有着真切的了解;与此同时,《山海经·西山经》则详尽描述了周地山川及那里的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周地亦有着真实的了解。此外,由于《山海经》的篇目名称和结构内容,与齐国学者邹衍的大九州、小九州学术思想及其《终始》、《大圣》等著作的内容有相似之处,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成书与邹衍学派关系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周时期,周与楚实为并存的王朝。在东周列国中,除了周人称王之外,唯有楚王问鼎并自称为王。事实上,楚与周(包括中原各诸侯国)长期为敌对方,双方时有征伐;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大可能有学术大家可以兼通周地、楚地风情的。但是却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战,王子朝(庶长子)占据王城(洛阳)数年,王子丐(嫡次子,被立为周敬王)避居泽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顷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复位(此举得到中原过诸侯国的响应),王子朝遂携周室典籍(应当还有大量周王室的青铜礼器)投奔楚国,此事被记录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记》等书中。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员、世袭贵族,也有供职于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吏和学者,而长期供职于周王室图书馆的大思想家老子亦非常可能同行。至于王子朝一行所携带的周室典籍,应当是相当珍贵的,它们应当包括前朝(指商代、夏代及更早时代)的文献、文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诰命文件,或许还有各诸侯方国的奏章、报表等文书档案资料。 根据《吕氏春秋·先识》记载:“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本周。”这一方面表明周王室图书馆收藏有夏朝、商朝的图册文物,另一方面也说明携典籍投奔“有道之国”乃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而且也是图书文献管理官员的神圣职责。因此,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如果不是表明他相信楚国将代周而兴,那么就表示他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继承人(拥有王室档案乃是拥有王权的必要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在王子朝占据王城洛阳数年之间,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和学者当仍然恪守职所,这在客观上等于站到了王子朝一派。因此,当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时,这些官吏或学者无论愿意不愿意恐怕只能与王子朝同行。 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际,恰逢楚平王死,楚国在继位问题上也动荡不安。种种迹象表明,王子朝一行并没有到达楚国都城,而是滞留在南阳西鄂一带(今日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也就是说,王子朝很可能并没有把周室典籍送交给楚国君臣,而是将它们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我国现存史书中,既没有记载楚国何时何地收到过这些周室典籍,也没有明确记载这批这批珍贵文献的下落,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从此就神秘地失踪了,而且历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见它们的踪影(或许有部分典籍出土或外传,但人们并不知道它们是周王室图书馆之典籍)。由于王子朝是有准备的带走周室典籍,而且他始终怀着复位的期望;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正是王子朝将周室典籍秘藏起来了。 为此,笔者在历史探索小说《老子隐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中假设有如下情节:王子朝在携典籍奔楚的途中,接受老子的劝告,对外伪称不慎失火将典籍烧毁以绝人念,暗地里则化装成商旅将周室典籍秘藏在墨山和丹崖山的山洞中(在今河南西峡县境内)。不过,《皇览》记有王子朝之墓在南阳西鄂,当地晁姓氏人自称乃王子朝的后裔;此外,今日河南镇平县与内乡县之间有地名为晁陂,或者亦因住有王子朝后裔而得名。因此,王子朝秘藏周室典籍的地方也可能在上述地区。 据《左传·定公五年》记载:“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事件发生在在公元前505年,,但未言及事由和地点。笔者推测此事与周敬王追索周室典籍有关,而王子朝以死拒绝交出典籍。与此同时,老子可能因参与秘藏周室典籍之事,遂辞职隐居直至终老;事实上,周敬王在位长达44年(死于公元前476年),在此期间,老子是不可能再回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任职的。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道篇》记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若是《庄子》所言不虚,似可表明周敬王由于未能从王子朝手中追回周室典籍,故而重新向天下征集图书,以重建周王室图书馆。《庄子》书中认为老子与孔子观点不同,故而拒绝了孔子的请求。应当承认,老子经历周王室内乱后,其观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老子之所以拒绝充当引荐人乃另有苦衷,其实他已经失去了这种资格,而且也不便公开活动(大约此后不久,老子便西出函谷关,留下五千言《道德经》,从此隐去)。 笔者这里之所以介绍王子朝一行及老子行踪,一是周室典籍失踪之谜应当引起我国历史文化界的足够重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两千五百年来,始终没有一位学者认真提出这个问题),二是《山海经》的成书与上述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1995年,笔者在与画家孙晓琴女士合著《新绘神异全图山海经》(已由昆仑出版社亦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期间,开始明确意识到《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包括编辑翻译改写者),很可能正是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学者或其后裔。理由如下: 1、从《山海经》的篇章结构来看,具有某种总体框架,当有一个写作纲领或编辑方针,并有一个彼此关系密切的写作班子。 2、《山海经》中常跳跃出四言韵句,而《道德经》中亦经常使用四言韵句,此现象已被不少学者注意到。笔者怀疑四言韵句乃上古史官兼巫师的一种常用修辞方法,并被周朝史官所承袭,此点《尚书》亦可为证。因此,《山海经》的编写者当系追随王子朝奔楚的史官(兼巫师和学者)或其后裔。 3、《山海经》中的《西山经》、《中山经》内容特别详实准确,表明编写者同时熟悉周地和楚地的山川民俗典故,此正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后裔的特长。 4、《山海经》中的大量内容,当源自周王室图书馆收藏的典籍资料,其中不乏前朝历史档案记载的上古历史传说,以及各地诸侯国的报表文书和采自民间的神话故事(远古神话传说乃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参见笔者所著《追寻远古的信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上述典籍资料其他人是难得一见的,但却是随王子朝奔楚的史官或其后裔耳熟能详的。 5、老子的《道德经》,在当时堪称长篇巨著,但却极为仔细地隐去所有特定的事件,必然有其苦心。对比之下,《山海经》也极为谨慎地回避任何与现实有特定关系的事件,当亦有其苦心。或许,《道德经》之隐与《山海经》之隐,都出于同样的原因,即它们的作者或编写者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而竭力想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如果《山海经》的作者或编者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后裔,那么他们确实有理由隐瞒自己的身份。此外,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颇有点“里外不是人”的难处,因此他们也不愿意对现实发表意见,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典籍文献的整理编辑上。与此同时,编写《山海经》这样的大部头著作,需要编写者有着充裕的时间、充足的财力,并且没有或少有世俗杂务的干扰;显然,这样的条件乃王子朝一行的后裔所充分具有的,而这种工作也成为他们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乐趣。 6、相传孔子50岁才读到《周易》一书,时在公元前501年。对此我们有了新的解释,即《周易》等书原为周王室秘藏典籍,外人通常是读不到的;但是自从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后,原来秘藏的《周易》等书才逐渐流传出来。这是因为,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财富来源,他们必须寻找新的谋生方式,其中就包括编辑、抄写、撰著并出售各种典籍图书资料(珍贵的原版图书应当早已秘藏起来,但也不能排除有部分原版图书流散于世的情况)。据此,笔者有理由认为,正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开创了中国的图书出版业,而大量周室典籍的传抄流行又促进了教育特别是私学的兴起,而私学的兴盛又促成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正如敦煌藏书的外传促成了敦煌学的兴起一样)。事实上,老子撰写的《道德经》一书,应当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个人撰写的并阐述个人见解的著作;而所谓孔子删定《诗》、《书》云云,则表明孔子收集到一部分散失的周室典籍,并将它们重新整理成册(过去学者均误以为孔子从所有周室典籍中选出了一部分内容编辑成册)。 7、邹衍的大九州、小九州观念,很可能得自于《山海经》,或得自于王子朝一行的后裔学者们(古代南阳地区的文化、学术发达,张衡、张仲景、晁错等人才辈出,亦得益于此)。这是因为,大九州、小九州观念含有以某地为中心的思想,然而齐国近海而不处于中原之中心,当时只有周王室的人(包括其后裔)才有着强烈的中央一统的观念。 8、《山海经》一书既洋溢着中央四方、天下一统的观念,同时又处处流露出对自得其乐、自给自足的家园小国的赞美和向往。对此,一种合理的解释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仍然深深沉陷于回忆往昔美好岁月的记忆中,那时周王室虽然只有很小的直辖领地,但在名义是却仍然是天下一统的宗主国,因而能够过着体面尊严、富裕安宁的生活。有趣的是,老子在《道德经》里也向往着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或许,王子朝及其后裔之所以编写《山海经》,乃是失国后的一种感情寄托,以便在其中构筑出自己的理想。 9、事实上,《山海经》的内容既有官方性质,又有民间性质;既有中央意识,又能平等地对待远方异国;既有明确的山川地貌的距离里数,又记录着各地的物产和风情。显然,拥有上述资料(地理图具有军事价值,非常人可见),又能以平等的心态进行描述,亦非王子朝及其后裔莫属。 有必要指出的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学者,乃是《山海经》一书的编辑、整理、改写者,而不是《山海经》一书的原作者。实际上,根据笔者对《山海经》长达二十多年的多角度研究,认为《山海经》一书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周代的《海内五经》四部古籍合辑而成的。有关论述可参阅笔者所著《山海经地理复原图注》一书,以及其他相关的论文。 不过,我们今天已很难一一分辨出《山海经》中究竟有哪些内容是传自上古,哪些内容是由王子朝及其后裔学者所改写或补充的(也不能完全排除后世其他学者又进行过改写或补充)。例如,《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记载丰山上:“有兽焉,其状如猿,赤目赤喙黄身,名曰雍和,见则其国有恐。神耕父处之,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见则其国为败。有九钟焉,是知霜鸣。”郭璞注谓:“清泠水在西鄂山上,神来时水赤有光耀,今有屋祠也。”由于王子朝避居西鄂,笔者颇怀疑上述记载与王子朝奔楚一事有关:1,“雍和”乃吉祥之名称,反言其“见则国有大恐”,当为“好人不得好报”之意,似在为王子朝伸冤;2,神“耕父”之名有勤劳为民之意,却称“见则其国为败”,亦在记述王子朝的不幸遭遇;3,所谓“有九钟焉,是知霜鸣”,此九钟乃是周王室的重要礼器,当系王子朝奔楚时带走,其时正值深秋初冬,“是知霜鸣”可能是当时政局将变的一种前兆现象,被王子朝一行及其怀疑铭刻在心。 由于《山海经》是一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专著,具有极高的军事和政治价值,因此必然要影响到它的流传。笔者推测,《山海经》由王子朝一行的学者整理编辑成书后,被作为重要礼品送给了楚国(王子朝一行在楚国政治避难,当然要送给楚国君臣一些贵重礼物,其中应当包括典籍、礼器。事实上,今天在荆楚一带之所以出土有大量青铜礼器,或亦与此有关),并长期只在楚国上层流传,因此屈原有条件读到《山海经》,并据此创作出千古绝唱的《天问》等诗篇。在此前后,秦国对楚国构成巨大威胁,为了安全起见《五藏山经》中有关秦国与楚国交通要道的山川地貌的内容被人有意删去,这部分内容便成为失传的中次一经,其地理方位大约在今日秦岭南麓的汉水、丹水一带(现存版本的中次一经原属被次二经)。 再以后,楚国被秦国所灭,《山海经》很可能与其他典籍一起被收藏于秦王朝图书馆内(在此之前,吴军亦曾攻入楚都,不知是否有文献典籍的转移)。此后,刘邦率兵先入咸阳,秦王朝图书馆的大量文献典籍被萧何收取,并成为汉王朝图书馆的重要文献资料来源;至此《山海经》一书才逐渐被汉代学者所知,可惜司马迁在写《史记》时由于不能很好地解读《山海经》的内容而未能引用其资料信息。 《山海经》一书成为显学而为天下学者所知,是西汉末年的事情。公元前26年(汉成帝河平三年),汉成帝为了扩充国家图书馆馆藏,一面向天下征求遗书,一面命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对各类古籍进行大规模的编校整理,其中即包括《山海经》的编校工作。公元前5年,刘向之子刘歆(后更名为刘秀)子承父业继续古籍整理工作;此后不久,刘秀便提交《上山海经表》,将原来流传的三十二篇《山海经》,整理校定为十八篇的《山海经》,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版本《山海经》均源于此。事实上,《山海经》在汉代受到各界人士重视,与刘向父子以及东方朔等人的努力分不开,因为他们根据《山海经》的记载,解释了许多远方异国的异俗异物和出土文物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刘秀所校定的十八篇《山海经》原版,以及刘秀所依据的三十二篇《山海经》原版,均早已失传。《山海经》在汉代中期流行一阵之后,,便重归于寂寞。大约三百年后,东晋学者郭璞(公元276~324年,具有方士色彩)对《山海经》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和注释,从此《山海经》一书又重新流传于世,至今不衰。 关于《山海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山海经》与《山海图》的关系。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图,多为一幅幅线描的怪兽人神插图,它们大体出自明代学者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附图一卷)、清代学者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附图五卷)、清代学者汪跋(替字)的《山海经存》(附图三百余幅)。此前,宋代画家舒雅、南朝画家张僧繇亦画过山海经图,可惜均失传了;晋代名士陶渊明有诗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府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从他的咏山海经诗中可推测,其所见到的仍然属于插图性质,当与郭璞所见类似。 至于刘向父子、东方朔、司马迁等人是否见到过山海经图则不得而知。由于《山海经》的许多文字都具有“看图说话”的性质,因此不少学者相信《山海经》乃是对《山海图》的文字说明,而《山海图》最初是被大禹铸在九鼎之上的,后来部分图又被画在楚国祠堂的墙壁上,并不断出现在汉代的石刻画像里。 应当说明的是,具有“看图说话”性质的山海经图属于自然地理图和人文地理图,因为它们有着地理方位信息的内涵,因此与后世的山海经插图性质完全不同。笔者推测,最早的《山海图》应当图文并茂,其上既有图形图画,也有文字,还有大量图画式的文字(或许类似东巴文字,以及某些岩画、陶画图案)。其实,汉字的前身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前身是图画;而我们祖先在发明并广泛使用文字之前,曾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用图画记录信息的时期(配合以神话传说)。事实上,远古有关八卦图、河图、洛书、白泽图的传说,其实质都是用图画记事,其中河图、洛书属于自然地理图,白泽图则属于人文地理图。 遗憾的是,我国远古时代的自然地理图和人文地理图均失传了;但是,《山海经》却奇迹般地流传至今。根据笔者的研究,《山海经·五藏山经》是帝禹时代(公元前2200年前)所进行的国土资源普查的考察报告,当时所绘地图即早已失传的《山海图》。为了再现《山海图》,笔者与画家孙晓琴女士合作,自1995年起陆续绘有350幅白描暨水彩山海经神异图(昆仑出版社出版)、上百幅国画山海经神异图、数十幅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和山海经远古部落文明图组画,并于1999年9月9日创作出巨画《帝禹山河图》,画高5·4米、宽7·8米,将《五藏山经》记述的447座山,以及相关的水系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异动物实际上是由人装扮的)和人文活动场景95处全部绘出,显然这是数千年来的首创,具有极高的科学、艺术、收藏价值,亦可告慰帝禹在天之灵。 事实上,《山海经》是记录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起源与发展的最珍贵的历史典籍之一,它是一种与金字塔、兵马俑同样重要同样有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这正是笔者要历时二十余年探索山海经来龙去脉的原因,那是来自远古的信息,我们有必要倾听倾听再倾听,只有这样人类的生存经验才能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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